《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祖力亚提][azw3][5分]

内容简介
　　新疆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民族政策中有关平等、优先、特殊的政策在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中得到具体实践。该书系统地梳理了新疆的双语教育、教育优惠政策、国家认同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施背景、实践过程和社会效果，并对新疆高等教育“民汉一体化教学”和“多元一体公民教育”开展了前瞻性的探讨。该书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民族政策中的相关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祖力亚提·司马义，女，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2000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学位，现任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等。
目录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民族政策在新疆教育实践中的制度安排
第二章 双语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
第三章 教育优惠政策的实践效果
第四章 国家认同教育政策的实践效果
第五章 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效果
第六章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探讨之一：高等教育“民汉双轨制”向“民汉一体化”教育转型
第七章 新疆民族教育政策探讨之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公民教育
参考文献
附录1 高等院校学生学业情况调查问卷
附录2 双语教育调查问卷（学生问卷）
附录3 双语教育调查问卷（教师问卷）
附录4 1977～2016年新疆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一览表
前言
　　在我国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母语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1949年以来，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这与汉语授课学校与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并存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少数民族学生需要同时学习母语和汉语，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学习难度，理科民语教材质量不高、缺乏教材参考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由于城镇就业市场上普遍要求劳动者具有汉语交流和学习的能力，部分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难，因此，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强调双语教育。国家通用语言在各族年轻一代中的普及，将为中国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已经在全国民众中达成共识。
　　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状和发展前景时，我们需要关注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2010年我国汉族、满族、回族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同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仅占2.87%。全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约1.13亿，约占总数的95.6%，蒙古族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78.2万、维吾尔族有56.6万、藏族有30.9万、朝鲜族有28.2万、哈萨克族有11.5万。如果一本学术类译著能够在“大专及以上”人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读者，这本书的汉文版可售出1.13万册，维吾尔文版仅可售出57册。即使政府出资补助，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十分有限，同时，许多国外前沿科技创新著作要找到专业水平合格的少数民族文字译者也很困难。因此，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国家通用语）已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相比之下，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数量小、种类少，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现代知识。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维吾尔文图书为例，理科基础学科的数学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数学类的1.05%，物理学类为0.68%，化学类为1.03%，地理学类为0.82%，普通生物学类为1.00%；文科中的财政金融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类汉文藏书种类的0.14%，法律类为0.91%，史学理论类为0.26%，社会学类为0.86%。维吾尔族学生阅读现有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量与质与汉文出版物完全无法相比。从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语言之间的竞争存在马太效应，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维吾尔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之间在知识含量方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缩小。同时，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进一步整合，对劳动力素质和现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维吾尔文教材和出版物提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一步凸显。

精彩书摘
　　汉朝的中央政权在将西域纳入版图后，实行屯田制，作为屯田的官吏和士卒，以从军汉人为主，此外还有内地普通百姓、部分刑徒及其家属。作为汉语汉文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他们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廖冬梅，2006：144）。从不少考古史料中可发现，当时的汉族屯戍者保持在本民族群体中进行汉语传统文化的教育。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在丝绸之路南北道有汉文和来源于古印度等地、用来记写当地语言的法卢文，波罗米文、吐火罗文同时流行并用（新疆教育年鉴编辑室，1999b：1）。
　　汉唐时期，不同民族之间以及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这里既包括文化、技能、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也包括非常重要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如西域当地汉人，甚至遥远的中原宫廷中的汉人，也有人学习西域的民族语言文字（马文华，1998：6）。同样出于政治、文化联络和沟通等需要，西域当地民族的一些王公贵族以及与中原有一定联系的各阶层人员，尤其是部分与汉族长期相邻或保持较多联系的西域当地民族居民，都会使用本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儒学教育制度已在新疆部分地区推行。晋唐时期，高昌设儒学，即所谓“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同时也有私学（新疆教育年鉴编辑室，1999b：4）。对于西域各民族来说，当时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仍为家庭教育。
　　此外，宗教的传播，主要是佛教在当时西域地区的深入和推广，对当时的教育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作为佛经传播主要载体的印度语言及其所表现的佛教文化，对当时乃至以后的西域地区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也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记（马文华，1998：6）。
　　到了宋代，回鹘人的不同分支在西域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和高昌王国，“以马合木德·喀什噶里为代表的喀喇汗王朝文化是在以僧古萨里为代表的高昌回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廖冬梅，2006：73）。喀喇汗王朝文化和高昌回鹘文化，比较清晰地承载、确立和架构了沿袭至今的维吾尔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栗特文、回鹘文以及在回鹘文和汉字基础上创制的契丹文、（回鹘）蒙古文分别成为宋元时期西域地区文化与教育传播的主要载体（马文华，1998：7）。
　　宋元时期的西域，家庭教育仍然是语言文字传授和发展的重要形式，但家庭教育的主导地位已被宗教教育所代替。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短期内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阗占据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十分重视宗教人士的培养，把它看作伊斯兰教盛衰兴亡的关键。因此，随着伊斯兰教这个时期在西域的推广和盛兴，宗教机构——清真寺、经文学校等的发展，它们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教育、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功能（马文华，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