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写信讲述寄宿学校的生活,没谈到多少好事。高年级的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曼家的两个孩子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就连参加话剧表演也没能让他们俩感到这个不受人待见的寄宿学校变好了一些。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在毕希纳(Büchner)的《莱昂斯和莱娜》(Leonce und Lena)一剧中担任主角,该剧将在学校演出。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一门心思想走。克劳斯·曼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对我们来讲,待在这里倒不完全是让我们伤心,而是完全徒劳无益。”回到慕尼黑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在这里重新找到我那久违的力量,找到可能掩藏在德国体操教育背后的弱点。”他学的东西太少了,而那些“该死的‘实际劳动’”就跟这里吃的饭菜一样,他一点都不喜欢。克劳斯还写道,他在想,“慕尼黑(除了上学以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好东西呀”。[8]
托马斯·曼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1901年26岁时,他发表了其成名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一个商人之家衰亡的故事。知情者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作者本人在吕贝克家庭的影子。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首次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的光景。第二部长篇小说《国王陛下》(Königliche Hoheit)发表后,批评家们总体反应冷淡。有些创作计划只停留于一个框架。这些年中,托马斯·曼本人对一些事情当然不太满意,但他的中篇小说《死在威尼斯》(Tod in Venedig)却犹如参天大树般挺拔。小说叙述一位正在老去的著名作家的故事。这位作家在威尼斯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并放纵自己的情感,虽然保持着距离,但连失去自己的尊严也在所不惜,并因此而死去。这是一部杰作,这一点,托马斯·曼自己很清楚:“这一次我好像在这本书里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界。”[11]托马斯·曼还开始了一部短篇小说[12]的创作,故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所高山肺病疗养院里。《魔山》(Zauberberg)的灵感来源于卡蒂娅·曼在达沃斯(Davos)一家疗养院的长期疗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不得不中断了这篇小说的写作。
托马斯·曼的兄长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跟他的见解完全不同。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的第一部分在一家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极尽犀利的讽刺,鞭挞皇朝统治下的德国专制精神。战争开始后,那家杂志停止了小说的连载,该书未能付梓。在一片战争的狂热之中,托马斯·曼也未能免俗,海因里希·曼的批判立场孤掌难鸣。兄弟阋墙,文学上的竞争,旧日的诋毁,跟政治上的对立夹杂在一起。接下来是敌对的沉默,历经数年。在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曼写下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这是一篇关于精神与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内容越写越广泛。托马斯·曼以600页的篇幅攻击西方的启蒙式民主并且不指名道姓地抨击自己的兄长。1918年秋,德国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托马斯·曼却发表了他的这篇超长文章。
8月,母亲跟克劳斯一道去位于博登湖(Bodensee)畔的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Internat Schloss Salem),想看看儿子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此时,托马斯·曼坐车去了波罗的海。显然,他是跟重归于好的兄长海因里希一起去的。反正卡蒂娅·曼有点担心。“我实在有点好奇,”她写信给丈夫时说,“你跟海因里希一起长时间到处旅行,情形会是怎样。到现在为止,你一般跟他在一起最多待上个把小时,这次可是个大胆的实验了。千万别发火,但也别让他主宰一切。”她还谈到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的事。卡蒂娅写道,“总体印象还不错”。主要是学校校长库尔特·哈恩(Kurt Hahn)让她深感敬佩,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似乎异乎寻常的认真,令人觉得高尚,极具感染力”。哈恩曾经担任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的最重要的谋士。1920年,他在马克斯亲王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立了一所普通学校和一所寄宿学校。哈恩对克劳斯“震惊不已”,卡蒂娅·曼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哈恩却拒绝接受克劳斯在萨勒姆就学。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和作为重点的体育锻炼并不适合他。按照哈恩的说法,萨勒姆的其他学生“一般都是那种头脑简单或单纯的”,克劳斯在他们中间肯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哈恩建议这位“非常优秀但容易遭受挫折的男孩子”去奥登瓦尔特学校(Odenwaldschule),他愿意给那所学校写封推荐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