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研究》[李岩][azw3][无损5分]

书名：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研究

定价：118元

作者：李岩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与韩国文学一样，其文学批评也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研究》研究韩国上古时期至19世纪末叶的文学批评，对其从萌芽阶段到系统总结形成完整体系的阶段，都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揭示其与韩国文学发展、时代环境、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审美趋向、文化时尚等的密切关联，阐明其与中国文学批评的互动、浸染的关系。



作者介绍

李岩，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著有《朝鲜文学通史》（上中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中朝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文摘

高丽人喜爱和狂热追求宋诗之情状
　　关于高丽中后期流行的宋诗风，过去外的学界有所议论，但很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从宗唐到宗宋，意味着高丽汉文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大转变。高丽初的汉诗直接承袭新罗末叶盛行的晚唐诗风，尽管在内容上继承罗末崔致远等人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一些对高丽新王朝改革图新的希望和构建太平盛世的“勃发之心”，但在形式上免不了华艳纤巧的“时尚”。在散文领域，虽有一些雄浑流畅、隽永绚丽的好文章，但大都也未能摆脱罗末风行的晚唐四六骈体的影响。自第四代光宗朝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以后，高丽王朝越过承袭罗末之制的局限，从正面正视中国唐代的制度文化和整个精神文明，便开始大量引进唐制、唐俗、唐文，以充实自己的汉文化。在文学方面，那些晚唐诗文之风，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的现实生活的要求，人们的眼睛直接盯上了整个唐代文学的富矿之中。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人们对唐代文学认识的深入，高丽的汉文学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普及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经过高丽前半期二百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到了睿宗、仁宗年间，汉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朴寅亮、郭舆、郑知常、金富轼、金富佾等一大批在汉诗文创作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文人。他们的诗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内容深刻，感情充沛，气势豪壮，体裁多样，艺术技巧细腻，深受中国盛、中唐诗歌的影响。可以说，这是高丽汉诗飞跃发展的时期，也是与唐诗结成深密联姻的蜜月期。
　　可是，后来宋代文学影响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唐代文学影响一边倒的现象。特别是欧、苏等人的诗文所达到的新的审美境界和艺术成就，同样震撼了高丽文学家们的创造性心灵。
　　在高丽的宋诗风中，苏东坡的影响大，以至于人人赞美、屡代模写的地步。一代诗豪苏轼，才气横逸，诗风豪放，把宋诗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放笔直言，感情丰富。他的诗歌或讽刺时弊，或关心民瘼，内容充实，思想倾向十分鲜明。那些抒发个人情怀、歌颂自然景物的诗作，体现出苏轼横溢的才华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他的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虽夹杂着他由于政治失意而感发的人生的怅惘之气，但也充分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执着与深沉的感情。他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给人以对生活的情趣和独特的审美享受，而且有些诗作富有理趣，更给人以一种审美启示。苏轼诗词想象丰富，清新豪放，气势澎湃，舒卷自如，而且风格多样，触景生情，别开生面。他的诗歌在朝鲜高丽也影响深远，千百万人为之折服，以他的诗为旷世的典范，甚至将其视为学诗的样板。
　　对宋诗的喜爱和狂热追求，很快在高丽全面铺开，探索膜拜者遍布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中间，苏诗简直成了迎接考试的金科玉律，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想象模式、作诗技巧等，都成为了学习掌握的对象。随着学苏风潮的掀起，士在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阶层中间对宋诗文本、特别是对苏东坡诗文集的需求大幅增加，刺激了一些文化传播人和出版商的刊行欲望。活跃于高丽明宗、神宗、熙宗、高宗年间的李奎报，也是对苏东坡及其诗文的崇慕者和其文集刊行的积极推动者。对当时的学苏热和其文集刊行的情况，他在《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中记录道：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已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岂以属辞富赡，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匮故欤？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其摹本。旧在尚州，不幸为虏兵所焚灭，了无孑遗矣。完山守礼部郎中崔君址，好学乐善，君子人也。
　　自从高丽王朝崇尚汉文化以来，社会学术文化大有发展，各种文献和个人文集大量被刊行，但从来就没有过像苏东坡文集之广泛流行并受人喜爱这样的盛况。在此之前高丽历史上已经多次翻刻出版过大量《苏东坡文集》，就是新进后学也几乎人手一套。但是由于之前和当时的高丽屡遭契丹、女真和蒙古人的大举入侵，不仅政治经济深受其害，而且社会文化也遭到沉重打击。这一记录显示《苏东坡文集》的木刻板本，原来被保存于完山地区的尚州，社会需要时随时拿出来重印，以满足需求，但此时几经战乱，不幸被入侵的虏兵所焚，片字无存。尽管外寇多次入侵高丽，但高丽人对苏东坡诗文的崇尚之心并没有仃息，反而在蒙元撒礼塔军横行掳掠的环境下其需求有增无减。完山太守礼部郎中崔君址是李奎报的弟子，他得知尚州所存《苏东坡文集》刻板早被外寇烧掉之事后，“闻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但当时虏祸尚未结束，蒙元骑兵经常袭扰州郡，人心惶惶，“则似若未遑于文事”。在当时的高丽，刊刻《苏东坡文集》是一件大家都关心的大事，太守崔君址认为虽然这是他郡之事，但刊行《苏东坡文集》、读学苏东坡诗文乃是不可怠慢之正事。而且中国和朝鲜自古都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的文艺传统，深觉刊刻工作不能遂废，于是崔太守上报高宗王，王亦好文之主，欣然允可。作为一个文人和作家，李奎报对太守崔君址为文化振兴事业和后代的文学进步，敢想敢作，利用战乱之闲暇和农忙之间隙，动员官资和民力，刊刻《苏东坡文集》的善行大加赞赏。李奎报的这篇跋文极其生动地记录着苏东坡文学在高丽的深远影响及其历代对其诗文作品刊行的一般情况。[/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