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马戎][azw3][无损5分]

内容简介
　　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年的人口迁移和族际通婚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的血缘和文化融合，是不可分割也是不应分割的。研究分析当今中国的族群问题，我们既不能割断几千年中国各族群相互交往融合的漫长历史，也不能忽视几千年中华文化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对于“族群”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族群观”与欧洲文明中出现的“民族－国家”“民族”“族群”观念之间存在差别，这也正是欧洲建立许多并立的小国而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族群大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主要原因。我们要坚持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而不能回到清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汉人民族主义的思路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在各族相互认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73～1976年在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学习，1979～1982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1984年、1987年获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8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90～1991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1997年、2000年和2006年先后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受聘为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或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问题、教育问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等。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同心出版社）、《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民族出版社）、《社会学的应用研究》（2002，华夏出版社）、《民族社会学》（2004，北大出版社）、《民族社会学导论》（2006，北大出版社）、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2008，中国藏学出版社），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2011，香港大学出版社）等。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
在革命背景下俄国和中国的“民族构建”路径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如何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加紧创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族群”概念的探讨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少数族群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附录
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发展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学者的爱国情怀
关心少数族群企业家的成长

前言
　　在记载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历史的文献中，曾经有许多词汇被用来表现中国人的“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在地域的概念方面我们读到的有“天下”“九州”“四海”“神州”“中国”等，在群体的概念方面我们读到的有“华夏”“诸夏”“四夷”“狄戎”“蛮夷”等，在二者之间的关联方面，我们在《左传》中又读到“中国诸华”这样的称谓，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类似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民族”这样的概念。即使在一些典籍里出现“民族”这样的词汇，如《南齐书》中的“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编踞，滥用夷礼”等句（肖子显，1972：934），所指的也只是“诸华”的民众氏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汉语“民族”一词的解说是：“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民族编辑委员会，1986：302）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接受这一观点，即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不是继承自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而是接受了近代工业化和相应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于西方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这一词汇和相关概念仅仅是近百年来才开始在中国社会流行。
　　中国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等一连串战败和割地赔款之后，被迫向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打开大门，并不得不以外来的“民族”“民族国家”概念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夏-四夷”这样的传统秩序模式。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然面临如何以外来的“民族”“民族国家”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和书写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这个大难题。
　　在清朝末年，“民族”这个概念应当如何应用到清朝统治疆域内的民众身上？是把传统的“中华朝廷治下的臣民”统称为一个“民族”，还是把疆域内持不同语言、有不同祖先记忆的各个群体称为不同的“民族”？这是清末保皇党、君主立宪派与激进的革命党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核心议题。而这一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企图分化瓦解清朝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这些垂涎于中国自然资源和庞大市场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自然最希望中国进一步分裂为许多个“民族国家”，沦为列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外交书信、商贸文件、地理勘探、人类学考察文献中出现“藏民族”“蒙古民族”“回回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等称谓，就是最自然不过的，而且这些称谓和概念也经由日文印刷物及中国留日学生的翻译进入了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些概念传播了多年的基础上，激进的革命党才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十八行省建中华”的汉人种族主义口号，中华民国初年那些力图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家们才会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为了防止“汉满蒙回藏”各自的“民族主义”被列强利用而导致国家分裂，梁启超先生才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来对当时两个层面（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孙中山先生也在《三民主义》中特别说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孙中山，1924/2000：2，5）。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2），明确提出要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
　　既然承认了中国存在“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尽管梁启超先生认为这些是“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范围内的低一个层次的“小民族”，但是这些“民族”之间毕竟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祖先起源、社会组织、传统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公认的差异，那么，这些群体在历史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自是如何演变的？彼此之间又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各自的祖先是否同源？他们由古及今的群体认同意识又是怎样的？换言之，这是在辛亥革命后以“中华民族”名义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撰写《中国民族史》，以历史典籍为证据系统论述中华各族之间的历史联系，表明这些群体世世代代就已经是一个稳固的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此作为群体认同的基础，以新的“中华民族”为认同对象，在各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呼唤“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外来但已被普遍接受的“民族国家”概念为基础建立统一的“中国人的现代国家”，就成为辛亥革命后摆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任务。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出版了多部《中国民族史》的历史社会背景。
　　20世纪初在中国各族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关于“中华民族”“国族”概念的讨论，梁启超先生关于“大、小民族主义”的讨论，3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民族史》，既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影响，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社会精英希望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防止国土分裂的良苦用心。又如1939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时由顾颉刚先生倡导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在当时伪满洲国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筹建的严峻形势下，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时间推进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面临一个新的严峻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世界上一些霸权国家极力在政治和经济上打压中国发展空间的时代，是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挑动领土纠纷使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出现复杂化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因体制转型导致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内具有不同竞争潜力和发展条件的各民族群体之间出现了利益差异；境外反华势力正在极力利用中国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煽动各族群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自己的“竞争敌手”。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努力加强中华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我们更需要重温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史。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是否存在“普式价值”的讨论，关于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对话中的角色的讨论，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21世纪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今天中国的文化战略必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中国如何开展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明对话。为了使对话取得积极效果，我们需要挖掘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共性，使之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和建立共识的基础，同时向对话的其他国家介绍中华文明的特性，争取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在平等交流和善意对话中推进良性互动，逐步消除和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不断消减历史（如“冷战”和边境冲突）遗留下的敌意，增强政治互信。另一个层面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传统（如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在这一层面也需要重温中华各群体几千年的交往历程，重新挖掘各族交融共享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明确共性、尊重特性，坚持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在互相学习，吸收彼此长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加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团结、自信、繁荣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国家。
　　当年的“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史”的撰写与构建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历史时刻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今天我们思考应当如何设计和实施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也是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国“重返”亚洲并导致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出现新动态的严峻历史时刻所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问题。
　　这本文集名为《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收入了我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8篇与中国民族关系史这个主题相关。《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和《“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三篇文章，直接涉及中国民族史的内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这两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华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概念和民族认同问题的讨论。《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在革命背景下俄国和中国的“民族构建”路径》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近代沙皇俄国和清朝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开展“现代民族构建”进程的路径比较。《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主要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历史背景和今天我们对于这项工作的反思。
　　另外几篇文章则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这个主题相关，特别是《如何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加紧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两篇文章，集中讨论的是今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思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这篇文章，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政府文化部门对“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概念的宣传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反响。《中国“族群”概念的探讨》一文是给关凯《族群政治》写的序，由于讨论涉及有关“民族”“族群”的基本概念问题，所以也收在本书里。后面的三篇主要讨论我国少数民族面对的“双语教育”的问题。在21世纪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构建中，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何从“多元一体”文化语言格局的角度来认识族际公共语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工具作用，同时重视各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是需要主流社会和少数民族精英共同来讨论并实施的中华文化建设中的大问题。
　　在这本文集中还收入了有关西藏发展和当代中国民族政策方针的两篇文章，并在“附录”部分收入了几篇对谈。这些文章和访谈都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创建这个主题相关。希望这本文集中的这些文章能够引起大家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中国在21世纪如何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这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在积极开展对外跨文明对话的同时，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凝聚力。也许正是这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构成支撑21世纪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国家软实力。
　　参考书目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版。
　　孙中山，1981，《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
　　民族编辑委员会，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肖子显撰，1972，《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精彩书摘
　　在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几次与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当年一度雄视东亚、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清帝国被证明是如此不堪一击。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和政治文化精英们必然要思索中国未来的出路，以应对“三千余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承继了几千年的以中原皇朝为核心构建的“天下观”政治实体和以“华夏文明”对周边“蛮夷部落”施以“教化”的“文化中心主义”族群观的思维传统和政治格局，在“船坚炮利”的新兴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已无法延续，中国人从此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外交游戏规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一条现代意义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之路。
　　当时列强从各个方向积极蚕食和瓜分这个虽然古老但日趋腐朽的东方帝国。也正是由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晚清政府在这一紧迫态势下不得不在自己的有效管辖地域内加紧推行政治整合和人口重新布局，如通过开放对东北移民的限制和推行内蒙古牧区“放垦”来“移民实边”，又如赵尔丰在川边康区实施“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以及西北新疆建省。在边疆各地不断遭到列强抢夺蚕食的紧迫形势下，清朝不得不从中华传统的“核心行省”向外行政管辖与控制逐层减弱的“内强外弱”的模式，逐步转变为优先加强最外环控制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