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董佳][azw3][无损5分]

内容简介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从上古城市产生开始，梳理1927-1937年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政府和政治因素，再现当时作为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的政治性而非商业性的特点。随后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城市规划设计的表达、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首都建设中的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建筑艺术与近代革命文化象征表现等历史现象进行阐释，展示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别于西方的特征。研究方法新颖，内容有创新性，进一步丰富民国城市史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作者简介
　　董佳，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城乡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民国研究》、《战略与管理》、《社会科学战线》、《党史研究与教学》、《高校理论战线》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专著有《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一项，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一项，参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六项，另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


目录
序言 朱庆葆
导论

第一章 首都市：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政治身份
第一节 城市产生及其政治形态
第二节 首都的概念和特质
第三节 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复归

第二章 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
第一节 城市规划：一种有意识设计的空间政治
第二节 首都设计的缘起：国民政府的首都认知与期许
第三节 首都规制权的竞逐：负责政府机关和设计机构的更迭
第四节 “弘我汉京”：首都设计文本的民族主义隐喻
第五节 《首都计划》的修订：“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

第三章 缔造新都：首都建设的展开
第一节 国民政府建都前的南京市政
第二节 首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
第三节 城市改造及新城市空间的生产
第四节 激变良民：首都营造中的路政与民生

第四章 首都营造的政治限界
第一节 奠都后的南京新市制
第二节 新市制的行政面像
第三节 限界中的张力：首都营造中的党权

第五章 首都营造的经费瓶颈
第一节 建设经费的来源
第二节 市府扩张税权受挫
第三节 城市建设跛足

第六章 首都营造中的省市纠纷与边界调整
第一节 省市纠纷的缘起
第二节 税权纷争：省市纠纷的升级
第三节 扩大市区：省市划界的提出
第四节 省市划界的展开
第五节 划界析权：省市纠纷的解决

第七章 首都营造的成效
第一节 都市摩登：传统政治都市的现代转变
第二节 现代化的另面：首都建设的内在限度
第三节 现代化的困厄：顿挫原因的政治视角
结语革命时代的新首都与旧传统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伴随着南京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建设的巨大成功，也促进了“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然而，市民社会的出现，并没有为城市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给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新的阻力。现代化虽然为南京带来了城市硬件条件的改善，但这种“现代化”却遭到了在拆房筑路中自身利益受损的市民的强烈反对，并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抗争。从问题的形成看，一方面固然与市民“见识浅薄”、“图谋私利”、“缺乏奉献精神”有关，另一方面市民攻击官方“罔顾民意”、“不恤民生”、“欺压平民”、“做事不留余地”也是事实。危机出现后，解决事件的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虽有意识的实行包容劝解的政策，但市民自发组织的社会抗争仍极为活跃。官方捉襟见肘的处置能力和冥顽不化的僵化态度，不但未能及时疏导社会不满，反而增加了市民对政府“违法殃民”、“倒行逆施”、“仇视吾民”、“坐视人民生死于不顾”、“为军阀所不敢为”、“为少数人利欲”的负面看法。而政府在问题出现后，虽竭力宣传“为建设而破坏”理由的合理性，却难掩政府独裁包办的事实。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凡事都由政府片面决定，人民却无权参与，是问题的根源。不难设想，如果官方将社会纳入决策体制，而非排斥其参与，则发生这样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民众就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在这个过程中，官方虽反复强调国家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社会的理解和市民的支持，却没有意识到，稳定不仅是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还意味着官方需要不断提高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即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才能消除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官方对整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乏善可陈，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反对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南京与西方先进地区的民间抗争已逐渐趋同。换言之，这些社会团体组织的民间抗争，一定意义上也是衡量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市民在社会抗争运动中为维护自身权益敢于向官方抗议，官方也并没有进行严惩，这说明“民”的象征性政治意识因“民国”这一国家形象的树立得到强化，而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方在相互博弈中对“民权”、“民生”等意识形态话语——这一非政治的力量加以有意识地利用，说明其作用未可忽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故从这个角度观之，首都营造过程中社会的多元开放和政治生活上的进步包容，也是事实，凸显了城市发展转型中的“现代”成果。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城市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个大时代背景的影响。随着近世以降西方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增大，近代中国不仅政治机构、经济组织、文化心理，乃至城市面貌都相应地发生了这一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改变，与此同时，传统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思想文化也遭到越来越多国人的指责。但客观来说，北伐成功后，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将过去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扫入历史，革命后的新体制并不比旧制度更加优越。从南京首都建设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首都营造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就是旧传统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延续和体现。虽然南京迈向现代化的道路已清晰可见，但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的连续阻击。
　　首先，中央高度集权的权限设置限制了南京市政府的施政。南京地处党国中枢，市内政治生态复杂，市内存在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江宁县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四府并立的情况。以权势大小论，市政府为首都“最小机关”。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南京市政府市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举步维艰。一切庶政，均推行不易。南京虽然被中央辟为首都，有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地方各省和地方城市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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