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王玉强][azw3][5分]

内容简介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方面以欧洲式的政治和文化标准构建一个近代国家，另一方面仍坚持日本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特性。本书分为六章，选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这一历史片段予以历史实证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说明日本朱子学如何通过向近世日本社会层面的辐射而得以确立的过程。
作者简介
　　王玉强，男，1979年9月11日生，吉林梅河口人。200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
目录
摘要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二章 朱子学在日本中世的依附性存在
第一节 日本临济禅宗的确立与禅儒一致构造
第二节 最初日本禅儒一致构造下朱子学的否定性存在
第三节 日本禅儒一致构造的调适与朱子学被接受
第四节 日本禅儒一致构造与以往日本儒学基础的“互动”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日本朱子学者的产生
第一节 战国时代末期日本与朱子学的距离
第二节 藤原惺窝作为朱子学者的产生
第三节 林罗山作为朱子学者的产生
第四节 江户初期朱子学者阶层与日本社会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日本朱子学的本土化策略
第一节 日本朱子学与排佛论
第二节 日本朱子学向日本历史和神道的辐射
第三节 日本朱子学视野中的日本与中国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日本朱子学制度化存在方式的确立
第一节 德川幕府视野中的日本朱子学
第二节 林罗山在德川幕僚政治中的崛起
第三节 林家朱子学的官学化
第四节 藩校的成立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日本朱子学者的哲学自觉
第一节 藤原惺窝的哲学展开
第二节 林罗山朱子哲学思想的展开
第三节 山崎暗斋朱子哲学思想的展开
第四节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关于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尤其是在历史研究当中，不同研究者习惯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以及认知逻辑乃至社会背景去认识、判断和评价过去的历史，并使之有序化。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文明标准构成了各国文明发展的基本资源，因此古代东亚思维世界中存在着“中国中心”和试图摆脱“中国中心”的“自我中心”的思维取向。即便对现在的中国学者或是其他东亚各国学者而言，在描述古代东亚文明或本国古代文明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时，这两种基本的思维方法都不可回避且需要做出选择。
　　但近代西方的武力外交和近代文明强势地与东亚世界建立关联，割断了近代东亚与古代东亚世界的联系，使得另一种思维取向开始成为主流。如黑住真所指出的那样：“欧美的东西总是在其背后扮演着或褒或贬的观念强迫角色。这样东亚各地区的注意力实际上只集中于‘欧美和各自的自我’，而忽视了自己的周边和邻人。”近代欧美的强势存在，导致近代东亚各国主动或被动地在“欧美和自我”思维方法下选择或重新界定自我文化和政治属性。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方面以欧洲式的政治和文化标准构建一个近代国家，另一方面仍坚持日本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特性。但不论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国家进程多么成功，日本的历史传统与其模仿西方现实之间的割裂感始终存在。因此关于“欧美和日本”的思维方法，日本学界对此有着身处困境式和机遇式的挣扎和迎合。现实中的问题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历史求证，这导致时间上紧邻日本近代的日本近世（江户时代）在近代日本的文化形态构建中一再被提及，即便在日本战后也是如此。日本学者期望通过对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对近代日本的构造变化起到内在支持或批判、矫正作用。正因为日本学界对近世日本思想史极为关注和极为主动，这反而导致他们对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发掘史实和重新规划史实这两种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得开的处理方法。
　　具体而言，对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除一些日本学者直接否定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并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自足性以外，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儒学在近世的传播作为立论的基本前提。在承认儒学对日本有影响的基础上，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多采用“儒教日本化”视角看待中国、儒学和日本以及西方的组合关系。
　　何谓“日本化”的研究方法呢？被视为日本思想史学科奠基人的村冈典嗣指出，日本思想史内容广泛，从儒、佛开始，西洋思想随后传入，基本上全世界思想都传入日本，但随后上述思想各自向“日本化”方向转变。进一步说，日本思想史作为学问存在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不外乎以探究日本式的特性为目标。日本吸收外来思想，将其作为构成要素，其间总会发展成为日本特色，这就是日本思想史的目标。村冈典嗣指明“日本化”研究方法以探究日本式的特性为目标，这表明近代日本学者不愿再将近世日本思想史视为中国儒学的重复或延伸，相反，他们希望通过强调日本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体系的主体性选择和改造，以此阐释独立于外来思想体系的日本特性思想的形成。近代“日本化”研究方法不再纠结于上述“中国中心”和“日本中心”的平衡，而是直接选择了“日本中心”式思维取向，以此强化日本传统对抗西方的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很多学者在研究近世思想史时并不使用“儒教日本化”或“日本化”等字眼，但基本上仍通过强调日本文化的固有性以及主体性选择和改造外来思想体系等叙述方式，将思维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日本特性的思想如何形成上，这种认知逻辑非常普遍。因此，广义上其仍可被视为归属“日本化”研究方法。
　　“日本化”研究方法把强调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作为阐释日本独特性的逻辑起点。武内义雄在其《儒教的精神》中就贯彻了这种方法，“本书要先记中国儒教之梗概，明示其精神之所在，其次说明儒教传入日本，是如何日本化的”。武内义雄通过“日本化”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忠孝虽然源自中国儒教，不过日本要比中国发达，忠孝因此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特色。“五伦的中心，虽被认为是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后来又用忠孝二字称呼之；不过在中国，忠孝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德目，有不少时候，忠孝且难两立。至于认为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东西，且谓忠孝不二或忠孝一本，这乃是日本国民道德的特色，是在日本所发达的思想。”在武内义雄看来，“日本化”使日本式忠孝一致思想形成，由此与中国儒教相区别，独特的日本儒教得以确立。
　　但“日本化”视角下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以高须芳次郎为例，其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中将国体、皇道、日本精神和日本主义作为“儒教日本化”的根本标准。清原真雄在其《日本思想史》中提出：“经过脱胎换骨和日本化以后，虽然作为素材仍是外国之物，但已经完全成为日本的思想。”在这些学者看来，在儒学所具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和对近世日本极强的影响力经过“日本化”后，儒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都被边缘化，相应的日本特性居于中心。
　　“日本化”研究方法作为文化构建意图与中国、西方标准保持距离，通过儒学体系内日本独特性思想的展现，将日本传统合理化以服务于近代天皇崇拜意识形态。绪形康对此总结：“所谓‘儒教日本化’的理论登场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儒教在日本的特殊的展开来捕捉江户时代思想，但这种观念是一个陷阱。”“‘儒教日本化’论着重‘儒教’的问题，但对‘日本’的自明性不加怀疑，儒教在日本的展开时所谓‘日本的’，只不过是依据近代日本的情况演绎和虚构的观念而已。‘儒教日本化’的论者们，针对近代以来儒学新的展开的结果而回溯到江户思想中，这种颠倒的过程，‘儒教日本化’的论者们配合的是近代以来国民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欧美和自我”思维影响下，这种“日本化”研究方法出于服务近代天皇崇拜意识形态的目的，选择坚守日本传统以平衡抗衡“欧美”在近代日本的全方位存在，为此日本学者重新规划近世日本思想史的呈现方式。
　　战后日本学界流行另一种“日本化”研究方法，即与中国保持距离，但与西方靠近，在“欧美与日本”思维取向内靠近、迎合西方标准。通过儒学体系内日本独特性思想的展现，阐释在近世日本近代思维自然和自觉的成长轨迹，从而与西方近代标准实现同一性，迎合日本模仿西方近代的现实。这实质上是借用西方近代文化标准规划江户时代日本思想史的演进方向，期望从历史纵深中说明近代标准在日本自然自觉之路，以此消除传统日本与西式近代标准的紧张感。这种研究以丸山真男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丸山真男借助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社会向利益社会转换以及鲍肯瑙关于封建世界向市民世界转换的理论，论证了朱子学在近世如何通过古学尤其是荻生徂徕进而通过国学者的批判而从内部解体，与此同时日本思想完成了从“自然”向“作为”的转换，这种转换被其视为日本近代思维成长的证据。
　　丸山真男为了消除西式近代标准与近代和战后日本社会的紧张感，将西式近代标准内在地置于近世日本思想中，不可否认其惊人的想象力和理论上的巨大解释力，其文化重构对推动战后日本进一步接受西式近代性也有作用。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漏洞也很明显，试想如果没有上述西式近代标准，那么近世日本思想还能如此明确地、主体性地朝着近代演进吗？欧洲近代性的形成是欧洲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矛盾运动的结果，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而丸山模式仅仅通过近世日本学者对来自中国儒学的解构就巧妙地论证出日本近代性的主体性形成轨迹，毫无疑问这种类推、类比有过于简单之嫌！
　　显然，即便丸山真男本人对日本历史和日本思想也没有如此信心。丸山真男后来在其《日本的思想》著作中不断强调日本的思想贫乏、思维能力有限。但丸山真男巧妙地论证了日本近代的内源性方法，在战后美式标准主导日本社会的背景下，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学者的响应。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将近代文化源流内在地置于日本近世的丸山模式，有些近乎偏执地从儒教“日本化”的角度寻找日本近代思维“自然”演变的途径。如果列举这些人的研究著作，那将是一个很长的书单。丸山模式也得到美国现代化学派的呼应，美国学者贝拉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就是重要代表。美国现代化学派的基本主张就是日本的传统能自然自觉地演进到近代。
　　但战后这种“日本化”研究方法也遭到各方批评。中村春作指出：“这些代表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指出很多，但主要的是，这些论述不管是在什么立场上的论述，都有一种以日本近代的历史体验为前提，假借江户思想说出‘近代主体’的形成或作为‘另外一种近代的可能性’的态度在里面。……但不论是哪一种研究，其研究视野都仅限于‘日本近代’对‘西洋’的视野内，讨论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要把问题的设定作为与东亚地域、思想的关系中展开。”战后日本学者将研究视角局限于“日本与欧美”，无视中国和东亚，这是其叙事和叙述越来越背离历史的原因所在。
　　上述用不同的语言、概念范畴以及认知逻辑所呈现的近世日本思想史，都是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和认知逻辑主动选择的结果。如果细心考察则会发现，这些学者或学派越是积极主动构建关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语法”，越是想让自己的结论有序化，近世日本思想史就越是呈现支离之态。因此，今后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那些被研究者所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需要恢复历史实证性的研究，切勿引入过多现实视角。本书不算是鸿篇巨制，仅选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这一历史片段予以历史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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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黑住真：《近代化经验与东亚儒教》，严丽京译，载王青主编《儒教与东亚的近代》，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第180页。 〔日〕村冈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57，第108页；《续日本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42，第31页。 〔日〕武内义雄：《儒教的精神》，太平书局，1942，原序、第102、165页。 〔日〕高须芳次郎：《近世日本儒学史》，越后屋书房，1943，第14～15、241～250页。 〔日〕清原真雄：《日本思想史》，地人书馆，1943，第2页。 〔日〕绪形康：《他者像的变容》，《江户的思想》1996年第4期。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4、8页。 Samuel Hideo Yamashita，“Reading the New Tokugawa Intellectual Histories”，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22（1），1996. 〔日〕中村春作：《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的成立与对儒教的视点》，徐金凤译，载王青主编《儒教与东亚的近代》，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第252页。
　　

精彩书摘
　　日本朱子学者的产生，乃至日本朱子学者阶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都是限于个人行为或者是小范围知识群体而言的，而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取得如中国和朝鲜传统式样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在近世初期日本社会中，旧有神道和佛教体系仍然是当时日本人认识世界的主要依据，而禅僧和博士家这些文化承载者仍在延续与朱子学的距离，由此可以理解近世日本整体社会为何消极地看待日本朱子学者及其朱子学学说。
　　日本朱子学者为了克服当时由神道、佛教主导的思想体系构造对朱子学的漠视问题，以及朱子学说及其中国特性与日本社会现实的不适应性问题，在推动日本朱子学在社会层面上确立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施行了日本朱子学的本土化策略，以期望开拓出受日本朱子学影响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来，从而实现日本朱子学在社会层面的确立。
　　谈及日本朱子学的本土化叙述，一般会将其与“儒教的日本化”等同起来。绪形康认为，从“儒教的日本化”来把握儒教在日本的展开是一个陷阱，因为主张“儒教的日本化”的论者着眼于近代儒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儒教除了作为普遍主义的一面，还带有日本特殊的色彩。比如为了说明明治的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所强调的“忠”“孝”理念，与中国新儒教重视“诚”“天”的理念有所不同，“儒教的日本化”的论者就将近代日本儒教意识形态所重视的“忠”“孝”的由来回溯到江户时代，认为江户时代儒教在日本化所展开的不是“诚”“天”而是“忠”“孝”。这些主张“儒教的日本化”的论者们还强调，江户时代以来作为外来思想的儒学在日本的展开，与中国和朝鲜是完全异质的。比如日本很多学者就认为儒教就是儒教，是中国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它还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二战”以后持这种论调的代表人物有尾藤正英和渡边浩。尾藤正英认为：“儒教在具有上述那种作为普遍思想的性质的同时，还有受到作为其基础的中国社会特殊性的限制，从而反应中国人固有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的一面。对于不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来说，要完全理解与接受这一侧面是极其困难的。”尾藤正英强调儒教作为外来思想的一面。同样渡边浩在其《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中更是详尽地阐述了儒教体现出的中国特性与日本实际情况的不同。因此“儒教的日本化”论者们，一方面强调儒教作为外来思想的特质，预示着其在日本的存在显然不能被日本人完全接受或是照搬；另一方面又想突出正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性，其才能够具有对普遍主义的儒教进行修正、质疑和批判的主动性和自然权利。笔者这章所要展示的日本朱子学的本土化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儒教的日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