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张刚，伍雄武 ][azw3][5分]

内容简介
本书采取民族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形成的历程、结构特征及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作者认为云南民族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多元一体”：一方面保持了源于远古的民族多样性，另一方面各民族间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和内聚力。差异与同一，分化与融合在云南民族关系中实现了辩证的统一。认识云南各民族形成“多元一体”关系对加强和巩固边疆各民族团结、凝聚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张刚，男，1976年生，安徽省和县人。哲学博士，200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为玉溪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出版专著、合著多本，先后在《教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作有：《儒家德性思想研究》《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智顗实相论研究》《儒家族群观在云南的影响与发展》《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等。主持参与完成国家和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伍雄武，男，1939年10月生，云南省富源县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2010年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民族文化研究。专著《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获2001年第八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理论著作类)；合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出版专著十余部，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智慧奇彩——云南民族哲学思想》《傣族哲学思想史》《彝族哲学思想史》《中华民族精神》《简明中国哲学发展史》《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等。先后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目录
前　言／1
第一章　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与形成／1
　　第一节　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发生／1
　　第二节　促成云南民族多样性的因素／28
　　第三节　秦汉时期云南多民族相互关系的形成／59
　　第四节　秦汉时期云南地区与内地关系的建立／72
第二章　南中“大姓”与爨氏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87
　　第一节　南中“大姓”称霸及爨氏政权在云南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88
　　第二节　爨氏统治时期云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99
　　第三节　南中“大姓”及爨氏时期云南民族与内地的关系／109
第三章　南诏与大理国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116
　　第一节　民族多样性的发展与五个局部地区格局的形成／116
　　第二节　滇池、洱海地区中心地位的形成／125
　　第三节　彝族、白族在云南民族关系中主导地位的形成／132
　　第四节　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的初步形成／139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调整、发展／147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云南各族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发展／147
　　第二节　元明清各族经济关系的调整与发展／184
　　第三节　元明清各族文化关系的调整与发展／196
　　第四节　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发展／239
第五章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260
　　第一节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260
　　第二节　在不同层次的互动中构建“多元一体”／281
　　第三节　地理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290
　　第四节　思想观念、民族精神的引导作用／296
参考文献／314

前言/序言
前　　言

云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极为重要且有意义的课题，因为，民族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当今世界重要而基本的问题，构建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云南地区民族众多且文化多样，自古以来却从未像某些多民族地区（如巴尔干半岛）那样成为地区的“火药桶”，自秦汉以来云南各民族始终以统一、团结和稳定为主流，很少陷入长期的民族冲突与战乱，故而就中华民族或全人类来说，云南民族关系史是一份宝贵的、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此前，众多学者、先贤对云南民族关系史已有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给我们许多启发与教益，但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觉得须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发展。一些论著认为，民族关系实质为政治关系，由此民族关系史，即为各民族政权（特别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史。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民族关系的内涵过于狭隘，民族的实质在于文化，故要从文化的视域来认识民族关系。具体来说，民族关系不仅包含政治关系，也含有经济和思想文化关系；且此三者对民族关系的作用及影响也存有差异，在民族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是基础，但观念文化、民族精神才是灵魂。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形态必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变革：从原始公有制到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但是，只要其观念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不泯灭，那么，这个民族依然还是“这个民族”。因此，我们力求以文化为核心，全面展开对民族关系的探讨。
在方法上，现今论说民族关系史，无不以民族为叙述单元。民族关系就是讲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关系，这似乎是当然之理。其实，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云南各民族来说，这样的方法不是很恰当的。首先，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就是云南各民族形成“多元一体”关系（结构）的历史；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就是形成“多元一体”关系的经验。费孝通先生和马曜先生都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从局部到整体，或者说，以局部的“多元一体”为基础构建整体的“多元一体”。我们进而认为，若以云南为全国的局部，那么云南的“多元一体”是全国“多元一体”的基础的一部分；若以云南为一整体，那么，它的“多元一体”又是以各个局部的“多元一体”为基础而形成的。由此，我们分析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不是以单个的民族为基点（单元），而是把云南分为五个地区，以地区为基点（单元）来研究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论云南整体范围内的民族关系，以及云南与全国的关系。其次，也只能采取以地区为基点的方法，因为，云南26个世居的民族，空间分布为突出的“大分散，小聚居”，除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外，多数民族都分散在各县，其中彝、苗、回等族在全省100多个县都有聚居点；历史源流则既有“同源异流”，又有“异源合流”；文化上，不仅多元并存，而且相互渗透、融合，由此云南各民族之间形成突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渗透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以时间为框架，以民族为单元来叙述，实难理清相互关系，只有以地区为基点（单元）才能理清云南民族关系。这亦如在我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以民族为单元进行自治一样。
依据上述理论与方法，我们力图对数千年的云南民族关系史做一番概要的考察。我们按“多元一体”结构在云南形成、发展的轨迹，把民族关系史归结为四个阶段，也就是本书的前四个章节：第一章，远古至两汉——云南民族关系的酝酿与形成；第二章，南中“大姓”与爨氏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第三章，南诏与大理国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第四章，元明清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调整、发展。由于诸多原因，近代部分未及完成，但是我们认为，就“多元一体”关系（结构）形成、发展的历史而言，至此也可以了。所谓“可以”，不仅是就过程的描述而言，而且也指：可以总结基本的历史经验了。由此，我们在第五章论述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
我们对云南民族关系历史过程的基本看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存有古滇国这样的地方性政权，秦汉后中原王朝就开始在云南开郡设治，将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这些郡治都带有羁縻性质，云南当地土著首领依然被封为王管理本民族事务，如汉武帝征服古滇国后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实际处于以爨氏为代表的大姓统治下，其治下人民既被统称为“爨人”，又根据彼此特点被分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西爨白蛮”一般由爨氏家族直接统治，而“东爨乌蛮”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爨氏对其更多采取羁縻性质的统治。同时，爨氏始终没有割据称王的意图，始终保持与内地王朝的臣属关系。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性政权，基本实现了对云南全境各民族的政治统一。但其内部依然有民族自治性政权的存在，政权结构上的“多元一体”特征非常明显，如南诏时期生活在滇西南地区的傣族先民基本是自治的；到了大理国时期，这些傣族先民甚至建立了独立政权——景陇金殿国（也称景龙金殿国），并得到大理国政权的认同。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南诏、大理依然存有强烈的内聚倾向。在与唐朝发生天宝之战取得胜利后，南诏还是认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言下之意发生战争完全出于无奈。大理则是因为北宋王朝主动放弃才脱离中国版图的，而其自身始终要求归顺宋朝，并多次派遣使节至宋都城开封表达称臣意愿。元明清时期，云南虽已成为直属于中原王朝管理的一个行省，但其内部普遍推行不同于内地郡县制的土官、土司制度，在保留各民族原有政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其民族首领管理其内部事务，中央王朝更多负责不同民族间外部关系的协调。
从经济上看，云南地势、地貌多样奇特，既有崇山峻岭又有峡谷平原，还有许多点缀其间的高原盆地（俗称“坝子”），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依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如生活在高原山区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主要以畜牧业为生，而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傣族、白族又以农耕经济为主。首先，不同地理环境产生的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使云南各民族得以各得其所，形成稳定的民族分布，从而始终能保留住彼此的民族特点。如，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傈僳族等已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让他们迁徙到平原地带，或反过来，生活在平原地带的傣族、白族等迁徙到高原地区，他们都不适应、也不愿意。其次，在优势互补原则的支配下，处于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各民族形成彼此不可或缺的依赖关系。畜牧民族需要农耕民族为他们提供粮食、茶业等农产品，反之，农耕民族需要畜牧民族提供牲畜、毛皮等商品。纵贯云南的茶马千年古道就是这种经济互补关系的明证。
在文化上，云南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灿烂的文化，如，傣族信奉南传小乘佛教文化，彝族信奉毕摩教，纳西族则是东巴教等，所以云南各民族文化差异巨大。但在长期的民族发展及融合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文化上的彼此认同及共性也越来越凸显，如，“在藏族和纳西族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不仅两族的宗教产生相互融会、相互影响的现象，而且，两族民众相互信仰对方宗教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尤其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传入，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尊崇、学习儒学，从而使儒学成为云南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信仰。
因此，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云南民族关系具有明显的“多元一体”特征，且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最典型的表现。
同时，云南民族关系“多元一体”结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形成过程时说：“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我们认为，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先在不同地区形成由一个或多个民族主导的初级统一体，进而融合上升至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因为，许多地处偏远的民族生活非常闭塞，不要说和内地民族的联系，即便与云南彝、白、汉等主导民族接触也不是很多，但他们与其所处地区的主导民族交流频繁，相互间形成了紧密关系，进而随着本地区的主导民族融入云南乃至全国的民族关系中。具体言之，构成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初级统一体共有五个，即滇东北地区，滇西南地区，滇东南地区，滇西北地区，滇池、洱海地区。滇东北地区生活着彝、汉、苗、回等民族，从历史上看，滇东北地区是彝族的发源地，在清代“改土归流”前彝族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民族，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都是少数。之后，由于滇东北彝族在清朝“改土归流”中几乎被赶尽杀绝，随之大量汉族移入滇东北地区，进而汉族又成为该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所以滇东北地区形成以彝、汉为主导，同时包容回、苗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西南地区生活着傣、佤、拉祜、布朗等民族，傣族始终是该地区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历史上在该地区建立割据政权的只有傣族，元后以土司身份统治该地区的基本还是傣族，所以滇西南地区形成以傣族为主导，包容其他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东南地区生活着壮、哈尼、苗、瑶等民族，壮族、哈尼族是该地区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的土著民族，壮族主要在坝区以种植水稻为生，而哈尼族在山上开垦梯田，在山顶种植水稻，因此，壮族、哈尼族虽都以稻作农耕为生，但在历史上却未发生因争夺耕地而来的战争，始终能和睦相处、相互融合；苗、瑶等民族则是明末清初才迁徙到该地区，而且主要生活在高寒山区，很少与外界接触，所以滇东南地区形成以壮族、哈尼族为主导，包容苗、瑶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西北地区生活着纳西、藏、傈僳、普米等民族。从现在情况看，傈僳族人口在滇西北地区最多，约53万人，但大部分人口都是在19世纪后迁徙而来的。纳西族、藏族则是该地区的土著民族，尤其纳西族自唐以后就一直统治着滇西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比其他民族具有明显优势。而藏族和纳西族同根同源，经济、文化上都比较相似，所以历史上两族相互交融、不分彼此，最终形成以纳西族、藏族为主，包容傈僳、普米等民族的初级统一体。滇池、洱海地区主要生活着彝、白、汉等民族。明代以前，彝、白两族不仅是滇池、洱海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是整个云南的统治民族。南诏是由彝族联合白族建立的政权，大理国则是白族联合彝族建立的政权，明代以前迁入云南的汉族基本上都融入他们中去了。明以后，汉族才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和统治民族。历史上，彝、白、汉三个民族始终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不可化解的民族矛盾，所以滇池、洱海地区形成以彝族、白族、汉族为主导，包容其他民族的初级统一体。
在上述五个初级统一体中，滇池、洱海地区及生活在此的彝、白、汉三族是彼此进一步凝聚的核心和联系的纽带。首先，滇池、洱海地区一直是云南的政治中心所在，彝族、白族、汉族也一直是云南的统治民族，这就在政治上统摄了其他地区的民族。其次，滇池、洱海地区地处滇中，在地缘上和其他四个地区都直接相连，所以一直是云南各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如茶马古道虽起于普洱和西双版纳，但须经大理中转才能将茶叶运往香格里拉、西藏；此外，滇池、洱海地区拥有云南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其技术和产品亦为其他地区民族所必需。这就从经济上紧密凝聚了云南各民族。再次，滇池、洱海地区是汉文化最早开始传播的地区，文化积淀非常深厚。汉代时期，中原王朝就有意识地在此传播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爨氏集团更是积极学习汉文化，南诏、大理时期的统治者也在此积极推广汉文化，甚至开科取士，明清时期涌现一批全国知名的彝族或白族的汉文化专家，如李元阳、高奣映等。因此，滇池、洱海地区历来是云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传播汉文化的中心地带。最后，滇池、洱海地区的彝族、白族、汉族人口最多，并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广泛分布在其他地区，从而能与云南其他民族建立起普遍的联系，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
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笔者将复杂的云南古代民族关系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来，认为稳定、团结的云南民族关系成因即在于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因此，如何保护好云南民族关系“多元一体”格局将关系到云南民族关系未来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