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姚大力][azw3][无损5分]

内容简介
　　结集于《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的十四篇论文，写作年代前后相距近三十年，其中贯穿着同一种追问：如何从一部以汉文叙事的《元史》，去揭示出蒙元中国的制度成分及其文化所特有的多样性品格？
　　蒙元政权在征服中原、继而君临全中国的过程中，由草原游牧帝国转变为一个以治理广袤的汉文化地区为重要任务的“帝国式王朝”。《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聚焦于在此期间蒙元政治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从皇权、权力中枢机构、官僚体系、刑法体系、官僚铨选制度、地方行政体系等方面，分别展开专题式的分析和论述。这一政治制度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汉化”特征，但又不能简单地使用“汉化”概念来界定或概括它，其中保持着或变相保持着一些蒙古制度成分。
作者简介
　　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
　　主要专业方向为蒙元史、中国边疆史地。
　　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7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
　　1993至1995年、2005年分别在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庆应大学作访问学者。
　　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数十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读史的智慧》出版。
　　曾参与《元朝史》（韩儒林主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陈得芝主编）等断代史著作的编撰。
目录
版权信息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
一 起源
二 关于千户序列的研究
三 内部结构
四 千户百户内部的社会关系
五 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论蒙元王朝的皇权
一 引言
二 双重身份：皇帝与大汗
三 皇权与怯薛制
四 主奴观念的泛化与皇权
五 蒙元皇权与中国专制君权的演变
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一 元朝设科取士的最初尝试：戊戌选试及其失败
二 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四 略论元朝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
一 弁言
二 蒙古国时期中原汉地的刑法
三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
四 至元八年前的元朝刑法（续）
五 元朝刑法体系的确立
六 元朝刑法体系确立过程的特点和评价
附论：“法司”的含义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
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
元仁宗与中元政治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乃颜之乱杂考
一 斡赤斤的份地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三 乃颜的世系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五 “按只”的蒙古原名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
一 对“混一图”之陆海轮廓线的分析
二 “混一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前言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精彩书摘
　　十进位的军事编制形式存在于漠北及其毗邻地区的草原游牧社会，在蒙古兴起之前，至少已经有一千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传统了。匈奴“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什长”（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汉代文献中有关匈奴“千长”的记载不一而足。甚至汉王朝为控制边疆的方便，似乎也在分布着隶属部众的近边地区，采纳了匈奴的这一官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廷分徙降者为五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注：《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张掖属国即有千人、千人官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南侵河西。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败之，射杀犁污王。汉廷因以黄金、良马赐之，并转封他为犁污王（注：《后汉书》卷33，《郡国志》五。《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严师古注：“千长者，千人之长。”）。这个属国千长义渠王，即“属国义渠胡之君长”（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排印本，页768，胡三省注。）。内田吟风认为，所谓“千长”，应当就是汉朝袭用的匈奴官名的意译（注：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大阪，1953年，页52。）。这是十分可能的。
　　匈奴的十进位军事编制，更直接影响到乌丸。乌丸至东汉时期，“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注：《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传》注引《英雄记》所载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柔然“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注：《北史》卷98，《蠕蠕传》。）。它与此前漠北十进位军事编制传统，当亦有关。
　　这种十进位的编制，它的功能，在当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在上述游牧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以氏族部落血缘外壳为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它来担当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协调社会生活的种种功能。以匈奴为例，统一在这个名号之下的，即“有数百千种”部族。一旦草原大联盟瓦解，它们就“各立名号”（注：《宋书》卷95，《索虏传》。），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看到它的内部结构。“数百千种”之一的屠各部落的统治氏族，即挛鞮氏，是单于氏族。它与呼衍、须卜、兰、丘林等其他显贵氏族（注：内田吟风以为他们是屠各部落中的其他贵显姓氏，证据似嫌不足。见内田上引书，页75。），基本上以分封的形式各自统治着被他们慑服的大小隶属部落。根据司马迁的报导，除单于王庭以外，匈奴在汉初分为二十四大部，其中约有十数部分别领属于挛鞮氏，其余则受制于别的显贵氏族。迨至后汉，属于单于子弟而分领部落的，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四角”，或者再加上左、右日逐王，凡“六角”。其余异姓，则“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注：《后汉书》卷119，《匈奴列传》。）。直到《晋书》叙述当日入塞内附的匈奴各部时，仍一举列出近二十个种类，说他们“以部落为类”；“皆有部落，不相杂错”（注：《晋书》卷97，《北狄传》。）。
　　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部当中，统治的氏族并没有将隶属于它的诸部拆散后重新加以编组，而是仍然保留着其领属民的比较原始的氏族血缘外壳。西汉神爵年间，日逐王率小王将十二人、口万二千降汉。元朔五年汉军破右贤王王庭，掳其所统领的各部族君长十余人、男女万五千口。由此可大体窥见分封制之下诸部“不相杂错”的统治秩序（注：见内田上引书，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