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黎汝清][azw3][无损5分]

编辑推荐
★湘江之战：长征路上的红色惊叹号！

“95%的内容都是有史实可考的，可以当历史来读”。

“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

★生死攸关的战斗，惊心动魄的决策

★多年来长销不衰的战争经典



与其他作家相比，黎汝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败仗……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与敌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而黎汝清这三部历史性小说，总结了我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深刻，对人民的启迪也特别深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感谢黎汝清同志对总结我军历史经验教训所做出的贡献。

——军事历史研究专家 朱清泽

《皖南事变》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重大的突破，具有革命史诗的品格。《湘江之战》写的是红军长征第一战的惨烈与悲壮，《碧血黄沙》写的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征战况，也都是气壮山河、催人泪下之大作。

——著名文学评论家 何镇邦



内容简介
作品简介：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红军突破湘江战役，便是这一壮举中令人瞩目的巨大红色惊叹号，它因惨烈、悲壮和辉煌而格外令人刻骨铭心。《湘江之战》则记录了这一战役的全过程。

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军牺牲3万人，被俘6千人，红八军团、红三军团六师18团、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军覆没，中央红军总兵力锐减为3万人。红军将士以空前巨大的牺牲，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护了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之战》以长征途中最惨烈的突围为主线，真实再现中央红军突围以来的军事、政治现实，以及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该书不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更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思辨的立场上，反思战争决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弘扬长征精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战事时间：1933年11月

战场位置：湘江两岸

交战双方：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队

双方将领：林彪、聂荣臻等；何健、刘建绪等

兵力对比：8.6万：20万

结果：牺牲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红八军团不、红三军团六师18团、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总兵力锐减为3万人。



作者简介
黎汝清（1928-2015）：山东省博兴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曾立过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曾获三级解放勋章。著有《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黄洋界上》《皖南事变》《碧血黄沙》《湘江之战》等作品。儿童文学《三号瞭望哨》195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儿童文学一等奖，长篇小说《皖南事变》获1988年华东文艺图书奖一等奖及全国第二届图书奖金钥匙奖，《黄洋界上》获全军第三届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长征》获1988年华表奖、第二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被誉为“红色经典巨匠”“中国党史小说第一人”。



精彩书评
他会成为被遗忘的党史小说大师吗？

作者：付如初

他的书比人有名。

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海岛女民兵》和《万山红遍》的。全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从南京到北京，都说《海岛女民兵》”。尤其是改编成电影《海霞》之后，更是尽人皆知，主题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响彻大江南北。

那时候，他当红，和赵树理、浩然不相上下。

后来，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了，“讲话”精神影响下的文学也开始被反思。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这些作家只能和这个时代捆绑在一起，难以转型的时候，他抛出了一部震惊文坛，也震惊了党史和军史界的大作品《皖南事变》。

这个由国民党顽固派策划、让国共两党由合作抗日变得兵戎相见的事件，被周恩来总理定性为“同室操戈、千古奇冤”，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痛：新四军政委项英无辜被杀、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囚，悲愤地写下著名的“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

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史笔、史识、史胆，更重要的，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甚至，如果革命资历不够，都难以把握这充满悲剧意味的事件，更别说把我党、我军的重要将领作为文学中人，放到历史语境中还原去写。

他是黎汝清，山东人，只读过四年小学，半年私塾和三个月中学，17岁入伍，18岁入党。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过老山前线。在战争年代曾立过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获得过三级解放勋章。创作上，有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17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涵盖了中国革命史的各个阶段。

“面对稿纸，背对文坛”是黎汝清的志向，“一旦存疑，我必探究”是黎汝清的创作追求。他认定写作是党赋予他的责任和使命，认定忠于历史真实就是忠于信仰。他追求书比人活得长。

如果说之前的名气是特殊历史时代赋予他的，那这一次，他“破茧成蝶”，真正成了一个挣脱时代观念束缚，理当被文学史铭记的大作家。

然而，观念变革总是困难的，认识分歧熄灭文学之火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皖南事变》出版之后，一方面是读者和评论界的“惊叹”和好评如潮，给予它“金钥匙奖”等荣誉；另一方面则是史学界的质疑和争论，最厉害的则是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当事人的“告状”。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一个作家不断自我突破，作品越写越好，思想高度和历史深度达到了空前的阶段，但他的文学地位却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被冷落和遗忘。

到底是历史反思的戛然止步还是人事的力量太强大？或者，勇于打破创作禁区的作家不配有好命运？一位俄罗斯当代作家曾经说：“俄罗斯人不是历史变迁的牺牲品，而是不断变化的阐释的牺牲品。”

好在，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在文学氛围日益重视反思的大环境中，《皖南事变》经受住了考验。

当然，那个时候的黎汝清，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命运的吊诡之处，除了对文学负责，除了背着大量的史料去陈述、去证明，他没有考虑个人的荣辱，更没有怕。相反，他不满足于《皖南事变》的成功，而是沿着书写我党、我军历史上悲壮篇章的路，一走到底，相继又出版了《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

当时，有关西路军的史料大量解密，徐向前元帅出版了回忆录，许多普通党员也开始回忆自己的悲壮历程。黎汝清抓住时机，将建国后走访四方面军首长的第一手资料，和《皖南事变》引起的“麻烦”所形成的创作经验，一并融入《碧血黄沙》的写作。他更理性，更注重用史料说话，更注重人性深度的开掘，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给读者提供的，并没有比历史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更少，而是更多。

而对“长征路上的红色惊叹号”湘江之战，他也是如此，将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英勇表现，长征路上不断变幻的局势，对路线选择的要求，党的领导集体中各自的革命履历和性格表现，以及蒋介石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全部考虑进来，让军事上这一场血流成河的悲壮抗争，折射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危难局势。他说：“95%的内容都是有史实可考的，可以当历史来读”。作家借由悲剧进行的历史反思，早已远远超过了“失败”本身，信仰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别样的光芒闪烁出来。

黎汝清注重真实，想为“无名的牺牲者立传”；黎汝清强调信仰，想寻找高级将领在复杂危局中的决策智慧和人性逻辑；黎汝清相信“以史为鉴”。作为中共党员，他是理想主义者；作为作家，他是文学的信徒。

《皖南事变》的结尾，战地记者白沙留给陈毅军长一封信，信中说：“历史是多面的，每个人只能用一双眼睛看世界，千秋功罪评说不一。阴谋拉开悲剧的序幕，性格才是悲剧的主角；在万古常新的悲剧人物身上，总能找到那个阿喀琉斯之踵。”

在《湘江之战》中，他说：“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

在《碧血黄沙》中，他则说：“你是英雄，还要有命运之手把你放在英雄的底座上。”

2015年2月25日，黎汝清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作为他的责任编辑，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却是在八个月之后。据他爱人邓德云介绍：黎汝清生前有嘱托，一切从简。

我遍搜网络，看到的的确只有报道黎汝清去世的短消息，和一篇很短的友人悼念的文章。

人固有一死，而且，历史和现实中也不乏轻如鸿毛者备极哀荣，重如泰山者黯然远去的例子。从哲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死本身和怎么被哀悼本身并不值得过分注意，然而，这样一个作家死之后，怎么被时间和历史记忆，却值得关注。

黎汝清会成为“被遗忘的大师”吗？

普希金在《纪念碑》中曾这样呼喊：“不，我不会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以此纪念一代大师远去。



目录
第一章 1934年11月30日 湘江西岸

第二章 1934年11月30日 湘江西岸阻击阵地

第三章 1934年11月30日·黄昏 湘江东岸

第四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一军团阻击陆地

第五章 1934年11月29日 湘江东岸黄土崖高地

第六章 1937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

第七章 1934年11月·中旬 南昌行营

第八章 1934 年12月2日 新圩、文市之间的三十四师阵地

第九章 1934年12月2日 油榨坪资水河边

第十章 1932年10月 中央苏区宁都

第十一章 1932年10月 江西宁都北郊李园村

第十二章 1934年9月·中旬 于都竹沟村

第十三章 1934年12月4日 越城岭山中（上）

第十四章 1934年12月6日 越城岭山中（下）

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苏区瑞金

第十六章 1934年12月－1935年1月 宝界岭山中

第十七章 1934年10月28日 于都河畔

第十八章 1934年11月10日 于都竹沟村

第十九章 1934年12月 南昌行营

第二十章 1934年12月11日 湘南通道

第二十一章 1978年10月 北京——宁都

精彩书摘
　　“一旦存疑，我必探求。”——黎汝清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王稼祥开始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