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开始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共同之处之后,这种想法就经常出现。研究开始之初,我们认为不能把人类的行为投射到其他物种身上,因为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对海獭行为的拟人化解释也许是我们的过度解读。但随着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其他领域(神经生物学、基因组学、分子系统发生学)之后,我们意识到否认人类与其他动物在身体和行为上的联系反而更加危险。我们必须承认真正的威胁不是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而恰恰相反,是灵长动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提出的人类例外论(anthropodenial)。1(1)
但有时我们也会无功而返。尽管我们在蚊子肆虐的泥泞湿地中步行了三十几公里,但最后也没有在北极圈附近的阿尔伯特亲王国家公园(Prince Albert National Park)中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加拿大野牛。我们曾在路上发现一坨“冒着热气的粪便”,但是它的主人,一只年轻的成年熊并没有出现。我们还在洛杉矶追踪过一头青少年时期的美洲狮。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打开追踪摄像机的向导发现,这头狮子几个小时前刚刚经过我们当时休息的地方。
在走向成熟的路途中,无论是瓶鼻海豚、红尾鹰、小丑鱼还是人类的青少年,它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同类亲缘上的相似度。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将这种现象称为“水平认同”(horizontal identity)。2在他的著作《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中,所罗门将“垂直认同”(vertical identity)和水平认同进行了比较。前者指的是个体和祖辈之间的同一性,后者指的是同辈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同一性。我们将这一概念拓展到其他物种,我们认为所有青少年个体都拥有同一个水平认同身份,他们都是整个地球上青少年群体中的一员。
在地球上长大成年
基于本书的研究,我们于2018年春季在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了面向本科生的一门课程:“在地球上长大成年”(Coming of Age on Planet Earth)。在开课的第一天,我们让学生们背起背包,跟着我们去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2),经过克奇纳神(一种印第安玩偶)和高耸的玛雅石碑来到托泽尔人类学图书馆。在一个长木桌上放着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是由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著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第1版。4 1925年,23岁的米德(按照今天的标准,她自己还是个青少年)来到了南太平洋国家,想要通过研究另一种文化中的青少年来更好地了解现代美国人。米德的比较方法彻底改变了人类学领域,尤其是她对文化而非生物学的关注。她认为文化是人类个体和社会的主要塑造者,虽然后来她的作品被人诟病为更多依赖印象而不是基于数据,但她仍然引领了20世纪的人类发展观,尤其是对青少年时期的理解。
在19世纪后期,学术界对青少年的研究受到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很大影响,他借用德国文学术语“暴风骤雨期”来描述这一时期。5在整个20世纪,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内的精神分析学家从养育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儿童和青少年面对的挑战,而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则更关注遗传和环境对青少年大脑的塑造作用。6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斯·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是动物行为领域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受过训练的鸟类学家,他看到了人类发展中存在的动物渊源。在那个时代,青少年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时期,对青少年个体的研究认为,似乎是某种疾病导致了青少年们的躁动、叛逆、爱冒险和伤春悲秋。